


【協和往事】
百年協和,源遠流長。1860年開辦的圣教醫院和1877年建成的馬高愛醫院于1928年合并成立協和醫院。
這里成立了中國最早的婦孺醫院;
這里走出了中國首位留洋女醫學博士——福州人許金訇;
這里創辦了中國第一所護士學校——佛羅倫薩·南丁格爾護士和助產士培訓學校。
時至今日,百年協和依然矗立著典雅端莊的紅樓,作為協和的象征性建筑,她見證了協和百年的變遷,寄托著幾代協和人自強不息的開拓進取;掩映在有福之州的青山翠屏之中,猶如鑲嵌于千年古都中一幅至美的畫卷,抒寫著關于協和的種種情愫,在中國近代醫學史冊上揮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。
雛影之一:圣教醫院
據《福州市志》記載,咸豐十六年(1860年),美國基督教美部會出資,在福州于山西麓太平街創辦了圣教醫院。
圣教醫院早期的醫生柯為良(Dauphin William Osgood)是紐約大學醫學博士,為許多病人解除了疾苦,還用西醫技法為2000余名華人戒除煙癮。他“通閩語,識華文”,編譯了我國早期的西醫教科書《體學新編》,是西醫基礎學傳入近代中國的重要標志。撰寫了《醫館略述》等多部醫書,并以醫院為依托創辦醫學堂,系統地傳授西醫理論和技術。此舉在當時社會上頗有影響,得到閩都部院等官、商及各界許多捐款,使得圣教醫院迅速發展。但他因操勞過度,1880年夏天中暑而歿,年僅35歲。葬禮上,福州民眾要求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中文墓志銘,以表達對他的崇敬和懷念。
另外,1888年來榕的女醫生富克理(Kate Cecilia Woodhull)、19世紀末的金雅丹(H.N.Kinnear)醫生都以高超的醫術、無私的奉獻精神為百姓所稱道。
雛影之二:馬高愛醫院——中國最早的婦孺醫院
1874年10月5日,畢業于美國紐約女子醫藥大學的西格尼·特拉斯克小姐(Miss Sigourney Trask)作為海外婦女傳教會的第一批醫學傳教士,從圣弗朗西斯科出發,在海上整整漂泊一個月后才抵達福州。她從美國和香港帶了一些西藥,在教堂設了一個小診所,開始給婦女兒童看病,每周兩次。
次年,巴爾的摩一位女信徒捐款,要求美國婦女海外傳教會為她建一個紀念館。教會選中了中國福州南臺嶺后的一片被稱之為“開心谷”的墓地,指定特拉斯克醫生負責建造中國第一所婦女醫院。1877年4月18日,醫院建成開業,為紀念捐款人命名為馬高愛紀念醫院。當地人習慣稱之為“嶺后婦孺醫院”。特拉斯克醫生為第一任院長。根據1891年的文獻,當年馬高愛醫院病人總數達6215人,處方量6975張,出診1088次。1910年前后,老樓房遭臺風襲擊倒塌,在原址上蓋起了三層的新洋樓。據載,這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婦女醫院,設有獨立的門診部。不久又在緊挨醫院的東南面成立了福州第一所隔離醫院。
許金訇——最早的留洋女醫學博士
許金訇,我國第一個留學海外的女醫學博士。1866年出生在福州,父親是位牧師,從小沒有按習俗給她纏足,送她到教會辦的寄宿學校讀書。許金訇畢業后在馬高愛醫院學習照顧病人,院長特拉斯克醫生賞識她的聰慧和對病人的愛心,通過海外婦女傳教會費城分會的幫助,送她到美國接受醫學教育,取得了威斯利安大學醫學博士學位。美國大學的圖書館至今仍保留著她的博士證書影印件。
1895年,許金訇學成歸來,鄉親們在宗族祠堂里為她舉行了隆重的畢業慶典。之后,她又回到馬高愛醫院行醫,專給婦女、兒童診病。剛開始,病人受傳統觀念影響,看她是個女子,便不愿意到她的醫院就診。但很快她就因醫術高超而聲名鵲起,醫院里人滿為患。她以出色的工作證明了中國人的醫術不亞于外國人。后來美以美會派她到城內的醫院當院長。
1898年,世界婦女協會在英國倫敦召開代表大會。當時主持外交事務的李鴻章派她作為中國婦女代表,赴倫敦參加會議。這是中國第一位參加國際事務的女代表。她不辱使命,以流利的英語和淵博的學識展現了中國女性的獨特風采和魅力。
信寶珠——中國護士會之母
1907年,被譽為中國護士會之母的信寶珠(Cora E Simpson),受美以美會婦女部派遣,從美國來到中國福州,就任馬高愛醫院護士長。她創辦了在中國注冊的第一所護校——佛羅倫薩·南丁格爾護士和助產士培訓學校,于1907年開始教學,1909年頒發出第一份畢業文憑。
信寶珠小姐剛到中國時,中文里還沒有“護士”這一詞匯。她發現,當地的病人如此之多,卻沒有護士。照顧病人的工作被當作苦力,被人瞧不起。她有感于此,立即寫信給中國醫學會的秘書菲律普·高士蘭醫生。在高士蘭醫生的支持下,信寶珠小姐在福州開始創辦護士學校。并從1909年夏天起,連續幾年在福州鼓嶺組織召開全國護士協會籌備會議。1912年,協會擬定了統一的護士培養計劃,如課程設計、教材、學校的注冊問題、規章制度、證書、測試以及文憑等。在信寶珠的努力下,1914年6月在上海召開了中國護士協會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,這次大會翻開了我國護理學的歷史篇章。信寶珠從1922年起擔任中國護士會總干事,直至1944年回國。
紅樓紀事
上世紀20年代,美國基督教美部會與美以美會本著“博愛、犧牲、服務、治療、救濟疾病者”的精神,決定將圣教醫院及馬高愛醫院合并,共同籌資興建一所規模更大的新醫院。因是聯合辦院,故取名“福州基督教協和醫院”,取意為“同心協力,和衷共濟,共同辦好社會福利事業”。英文名以捐款人姓名命名為WILLIS & PIERCE MEMORIAL HOSPIAL。
1937年,新病房大樓落成。一色的紅磚砌成,樓中央部分為5層樓,西翼4層,東翼3層。按照當時最先進的設計理念,建成了當時福建規模最大、設備最好的醫院。同時,紅磚樓成為當時福州的標志性建筑,福州人的驕傲。
協和精神之嚴謹求精
一代代薪火相傳中,協和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理念和傳統精神。特別是在20世紀初,美國提倡標準化醫院管理。福州基督教協和醫院實行美國醫學管理模式,形成了治院嚴格、醫風嚴謹的作風。醫院有嚴格的人才培養和管理制度,醫師等級分明:主任——主治醫師——總住院醫師——住院醫師——實習醫師。實行淘汰制,實習生經過各科輪轉一年, 篩選后僅個別成績突出者有幸留在協和。住院醫生工作3年,最后只留一名做總住院醫生,一年后才能晉升主治,各科只設一名主治、一名主任,主任多由外國專家擔任。每年3月下聘書,沒受聘的醫生下放到福清、古田、長樂等協和衛星醫院工作,競爭很激烈。
擔任院長、主任、護士長的美國專家對醫務人員要求極高。住院醫師實行24小時負責制,隨叫隨到,不能離開醫院,沒有節假日,每周放假半天。晚飯后要到病房查房,每天要工作到晚上11—12點。晚上門診醫生既要看急診,又要給病人掛瓶。第二天,外國主任查房,拿著病歷,值班醫師要背誦昨晚病人的病情。查完房,待所有事情都處理完才能下班。
福建省著名心血管專家胡錫衷教授生前一再強調,是協和醫院整整20年嚴格的醫學訓練,打下了他扎實的內科基礎,影響了他的一生。他回憶道:協和醫院管理制度嚴格,學術風氣濃厚,每天查房分早查房、午查房、晚查房,由主任帶著。病房有英文打字機,病歷書寫、病史報告、交班、病例討論都用英文,體檢從頭到腳,病史要問三代,病歷書寫要清楚,查房下級醫師要背病歷,包括心電圖等檢查結果。X光報告出來,外國醫生拿著片子分析病情。這些都有助于提高下級醫生的診斷水平,培養扎實的專業基礎。
醫院對護士的管理也和美國醫院一樣,總護士長下設病區護士長。醫護人員早上7點半上班,8點禮拜之后開始日常工作,口頭匯報、書寫病歷、護理記錄及處方都使用英語。護士長負責調配工種,書寫病歷、藥方、護理記錄,還兼給實習醫生上護理課。老護士負責帶領護校的學生為病人打針、發藥、洗澡、換衣。有專門的夜班護士長負責夜間巡視全院各病區的工作,處理特殊病情。醫院還規定,護士犯錯上班時禁戴制帽,標志其受罰,將受到同事和病人的非議。護校的學生則會被罰延期畢業、留校察看。
協和精神之勤奮奉獻
老協和的許多外國醫生在愛心的驅使下,甘愿放棄西方優越的生活,奉獻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,到貧困偏遠的不發達國家治病救人。
院長兼內科主任戴毓昭(Dr. Laura G Dyer),一位50歲左右的美國白人女性,中等身材,待人和善,說得一口流利的福州方言,能直接和病人深入交談。在中國飽受列強欺辱,中國人被西方人叫做東亞病夫的年代,戴院長卻對中國百姓充滿同情,對病人和藹可親。即使是鄉下沒文化的農民叫她“番婆子”,她完全明白其中有不禮貌的含義,但并不介意,照樣細心地為病人服務。在一位鉤蟲病并發嚴重貧血的病人出院時,她體諒到病人家境貧窮,吃不起雞鴨魚肉,用本地話交代其要多吃豆腐、菠菜、南瓜,增加營養。
1943年4月間日軍發動細菌戰,在江西鉛山一帶用飛機投放帶菌的老鼠,造成鼠疫大流行,蔓延到福州,每日發現數例,傳染性極強,死亡率很高。戴院長不顧被傳染的危險,穿著特制的白色預防服,每看一個病人,就先要到光亮處從上到下檢查一遍身上有無跳蚤,再看第二個病人。1946年夏秋之交,福州霍亂大流行,醫院的小病房住滿了霍亂病人。一天,戴院長正給剛入院的霍亂病人體檢,病人突然控制不住,噴射性地吐在了戴院長臉上和身上。戴院長沉著鎮靜,沒有半句埋怨言,稍加清理,堅持處理好病人再去清洗。
她在中國行醫30多年,直到1949年才離開協和醫院回到美國,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華都獻給了中國人民,救治了許許多多病人,但她卻終身未婚,僅領養了一個中國小姑娘。
協和醫院最后一位外籍院長普天壽(Brewster),父母是最早來華的傳教士。他出生在福建莆田,對第二故鄉有著深深的感情,對當時福建缺醫少藥的民眾非常同情,他在圣誕節前寫信給美國友人,情詞懇切地呼吁朋友們向協和醫院健康基金會捐款,用于購買盤尼西林和巡診的汽油,以及為住院的病人添置睡衣。他是著名的外科大夫,能手術治療當時的絕癥——結核病、潰瘍病。依托協和醫院創建了婦幼診所、巡回醫療隊、麻風病院等公共衛生服務機構,并通過美國提供的藥品和食品控制瘧疾及營養不良,為當地人民的健康做了大量工作,把一生獻給了救死扶傷的醫療事業,足跡遍布中國、薩爾瓦多、沙撈越等亞非地區,在婆羅洲建立了流動醫療船,后因心臟病突發逝世,年僅59歲。這種勤奮工作的精神,無私奉獻的大愛代代相傳,成為協和的光榮傳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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